投资规模化猪场成热潮,2008年4月,广东畜牧推广总站站长吴秋豪(左一)考察梅州某在建猪场。　□劳锦华　摄

197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篇题为《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新经验》的“豆腐块”跃然纸上。

“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这些曾被划为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被《人民日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推广。此时,距被载入中国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20天,一缕春风吹醒了中国的养猪业。

1979年10月,阳春市人民桥瓷厂职工许经权买了8头母猪,搞起了家庭副业。这在当时一户一猪的年代,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2008年11月,广三保畜牧发展有限公司肇庆广宁猪场从美国引进的1600头种猪已经准备生产,董事长谭德明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这仅是这家年出栏30万头生猪的养殖企业4个规模猪场之一。

30年间,中国的养猪业已经从一家一户的庭院养猪走上了规模化养殖的产业化道路。生猪出栏率从1978年的53%上升到2006年的138%；饲养天数从300天左右缩短到180天左右；良种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增长至90%以上……

透过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看到的是养猪业为中国人解决温饱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有养猪人30年间历经风雨的辛酸苦辣。

猪肉统购统销　农户小打小闹

农民养猪目的很单纯,换点“活钱”,供孩子上学,家里过年过节能有点肉吃。猪农们纯朴的梦想被猪肉统购统销政策捆绑着。

许经权买回8头母猪喂养,被戴上了阳春最早一批“规模养猪专业户”的帽子,这让全家一度很紧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行,国内个人、民营养猪兴起,但在统购统销的政策下,养猪业仍然停留在“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方式上,养猪还是属于家庭副业。

“那时候的猪棚都是用沥青纸搭建的,非常简陋,喂猪的猪食是用米糠、番薯苗、麸皮、咸鱼仔混着煮熟做成的,一头猪每顿要喂一大桶,父母、老婆、孩子,家里所有的人都要来帮忙。”许经权回忆。

许家养猪的目的很单纯,换点“活钱”,供孩子上学,家里过年过节能有点肉吃。后来,这个简单想法被升华为“致富”。

然而,猪农们纯朴的梦想被尚未放开的猪肉统购统销政策捆绑着。“当时一担100斤的猪肉收购价格64.6元,相对粮食价格,农民养猪基本没钱赚。”收猪起家的广东新兴食品集团总经理杨秉权回忆说,当时农民养猪往往仅是要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没有积极性。

为鼓励农民养猪,国家收购生猪的政策也开始逐步放开。从改革开放之前的“卖六留四”,即国家收购六成,个人以肉票的方式留四成,改为“卖五留五”、“卖四留六”。但始终无法彻底激活农民养猪积极性。

当时广东的食品公司还在乡村大力推广“小群猪、小群鸡”的饲养模式,以6头猪以上为一个小群集中饲养。为鼓励农民养猪,农民每卖100斤的猪,还奖励140斤玉米。

转机出现在1984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逐步改革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1985年1月1日,中央1号文件明确取消了生猪的统购统销政策。

中国的养猪产业迎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1984年,全国养猪最大的引进项目??年出栏10万头的深圳广三保万丰猪场开始基建。

猪农热情高涨　国营猪场抢跑

1985年,广东开始了第一轮兴建规模化养猪场的热潮。当时,生猪出口港澳不仅是政治任务,还是赚取外汇是重要渠道。

东莞的叶苏妹是在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后开始养猪的,当时养猪的利润极具诱惑力,“卖一头肉猪可以赚几十元,而当时的工资一个月大概只有十几元。”

“那年,猪价上涨得厉害,从原来每担肉64.6元上涨近3倍。”杨秉权对取消生猪统购统销政策前后的猪价变化印象深刻。

受取消统购统销政策的影响,农民养猪开始增多,在广州、东莞等地,开始出现了几十头、上百头肉猪的养猪场。

这段时期,在养猪业起步较早的阳春等地,不少养猪户从四川引进洋种猪,洋猪苗只需养6个月即可长成200斤肉猪出栏,成长周期慢、肥肉多的土猪越来越少。

农户养猪热情高涨,国营企业自然不甘落后。1985年前后,广东开始了第一轮兴建规模化养猪场的热潮。这股热潮并非仅仅是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是满足港澳市场的需要。当时,生猪出口港澳不仅是政治任务,还是赚取外汇的重要渠道。

谭德明记得,1984年广东生猪在香港市场售价居全国倒数第二,在时任省长梁灵光亲自支持下,广东省专门成立了广东畜牧发展总公司,从国外引进现代化养猪生产线,改善广东生猪品种。几年后,广东生猪在香港的卖价升至前三。

在引领这股热潮中,背靠政府、拥有雄厚资金的国营猪场独领风骚。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李焕烈研究员介绍,兴建规模化猪场、引进国外现代化养猪生产线在当时相当红火,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成了发展规模化养猪的急先锋。

1980年,深圳光明农场从美国引进全国第一条现代化养猪生产线。由此开始,随后7年间,光明农场、广三保公司、广大畜牧有限公司和深圳隆达食品有限公司从美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共引进了24条生猪生产线。

中国的现代化、规模化养猪业由此起步。至1990年,广东建成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猪场80多个,万头生猪生产线52条,而当时全国万头猪场仅有71家,广东占75%。

在这场主要由畜牧、食品、外贸等系统兴起建立规模化猪场浪潮中,以博罗罗兴猪场为代表的国营猪场直至今天依然存在。

1988年,中国出现第一次通货膨胀,猪价高峰期也在这年来到,猪贩收购价生猪每斤达到3-3.2元,养猪户也开始使用每斤0.8元的调配饲料,养猪成本在增加。

1991年,许经权停薪留职,全身投入到养猪业。养猪、贩猪,一年买了两辆摩托车,致富梦想如此现实。

粮食价格放开　规模猪场崛起

粮食价格放开,直接受益的是在中国刚刚起步的饲料行业,由此带动的是中国的养殖业,养猪业首当其冲。

猪粮安天下,猪粮不分家。民间资本推动的规模化养猪业快速崛起,与中国的一项粮食政策改革紧密相关,毕竟猪也是要吃粮的。

1993年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上路,“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同年4月,全国95%以上的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经营。

至此,在中国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被取消。养猪业受制于粮食供应的局面被一举打破。

粮食价格放开,直接受益的是在中国刚刚起步的饲料业,尽管邓小平1983年就提出“饲料要作为工业来办”的要求,但直到此时,这个行业才迎来发展的最佳良机,由此带动的是中国养殖业,养猪业首当其冲。

“那时,饲料是个稀罕东西,买饲料要到饲料厂排队,当时正大康地根本不用担心饲料销售。”叶苏妹说。

广东的猪农把饲料叫做“正大糠”,形象地称之为比农民原来喂猪的米糠要好的“糠”,饲料不是论包买的,而是论斤买的,买回来加在煮熟的猪食中。叶苏妹说,当时,猪饲料还主要是米糠、水葫芦为主,连剩饭剩菜都很少,如果再加上几条烂咸鱼就更好了。　

1994年,叶苏妹在东莞寮步镇投资了第一个自繁自养猪场,从广西引进了200头母猪,这个规模在当时的东莞寮步镇也算不上第一。叶苏妹表示,当时东莞、深圳、珠海等地均兴起了养猪的热潮,不少私人猪场均在期间建成。

与此同时,80年代中后期风光无限的国营猪场已经受到国有计划体制的束缚,开始纷纷选择改制。

李焕烈介绍,民营养猪企业的兴起要从1995年转制开始。在此之前,国内基本所有的万头猪场都是国营,到了2000年前后,大部分万头猪场都是原来的国营猪场转制的。

1995年,原来属于食品、畜牧、外贸系统的国营猪场纷纷改制,卖的卖、承包的承包、合营的合营。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年出栏万头甚至上十万的规模化养猪企业。

广东长江食品集团正是借此机会得以壮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该公司收购、合并珠海、台山、顺德等多个食品系统的猪场,形成了一家年出栏上十万的养猪企业。

1994年,东莞王将种猪场成为第一个进入大陆投资养猪的台资猪场。

1993年和1994年,国内再度出现通货膨胀,猪肉价格猛涨,与此同时,全国规模化猪场迅猛发展。1996年至1997年是养猪人获利的黄金时期。1997年8月,生猪价每斤7.5元,成为当时的历史最高位,连一头淘汰母猪也能卖三四百元。

猪市一波三折　散户逐渐消退

200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高热病让不少养猪户倾家荡产。中国农业大学杨汉春教授称,这是中国养猪历史上的一场浩劫。

1996年6月开始,中国养猪业进入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个养猪牛市,这一波的牛市一直持续至1998年2月。也正是这一波牛市,让阳春的许经权有资金扩大自己的猪场,养殖规模第一次超过100头。

但许经权的猪场扩大得不是时候,1998年3月开始,猪价开始下跌。刚刚扩建了猪场的许经权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幸运的是,这次低潮仅仅持续了9个月。1999年5月,猪价跌至最低点,掉头回升。2000年,许经权再次扩大养猪规模。

2002年,惠州兽药经销商张元英凭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养猪行业,养殖规模迅速扩张,但随后的两次猪市大震荡,让她尝到了辛酸。

2003年5月开始,中国养猪行业的第二次大牛市开始,一直持续至2005年9月。

此时,四川猪链球事件成了猪价下跌的诱因,猪价从此开始了10个月的低潮期。到2006年5月,猪价跌至谷底。许经权遭受了最严重的亏损,为此还欠下了一大笔的债务,数额高达80万。

这段时间,中国的猪农们都承受着市场和疫病的双重压力。一个故事在阳春养猪户间广为流传:阳春城西一养猪户的母猪下了10头小猪,养到10多斤,一只10元都没人买,眼看着饲料喂进去亏得更多,两夫妇商量下来,把小猪按进自家鱼塘里淹死,但下不了手,于是趁着天黑,背着一窝小猪丢弃到山脚下。

在变化无常的市场和自然风险的压力下,分散养猪农户开始力不从心。据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规模化养猪场仅占国内养猪场(户)的0.27%,出栏量占19.2%。但从2006年开始,散养户的消失速度肉眼可见,多重因素让昔日的养猪主力让出了位置。

200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高热病让不少养猪户倾家荡产。中国农业大学杨汉春教授称,这是中国养猪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据农业部统计,2006年初全国生猪出栏6.81亿头,而农业部公布2007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生猪存栏只有4.67亿头。

疫病肆虐的直接效果是散养户放弃养猪。但事实上,散养户的消退从养猪进入市场化的时候就开始了。1988年,国内首次出现“卖猪难”,这是国内散养户的第一次市场洗礼。

接下来的几次猪价低潮分别发生在1994年、1998年、2002年和2006年,每一次的猪价下跌,均将一部分散养户淘汰。

除了市场波动的因素外,疫病、环保、养殖成本等因素也是散养户消退的主要因素。“从2001年,就感觉猪越来越难养了。”叶苏妹表示,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散养户面对日益复杂的疫病和市场束手无策。

散养户退出,直接导致生猪存栏下降。2006年6月第三轮猪价牛市开始启动,至2008年3月猪价一路飙升至17元/公斤左右。2007年,农历猪年,猪价的涨势更加疯狂,屡屡创下历史新高,更由此引起了全社会对养猪行业的关注。

2007年,国家出台了扶持养猪业政策,能繁母猪补贴及能繁母猪保险在全国铺开,但对散养户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2008年11月11日,国家农业部畜牧业司王俊勋处长表示,经过几次疫病、价格、成本高涨的洗礼,规模养猪户已占我国养猪户的60%以上。一家一户的生猪散养,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规模化标准化养猪生产已成大势所趋。